2016年8月25日,成都大妈王大丽(化名)走进武侯区南站派出所报案。见到警察时,王大丽第一句话听起来很奇怪:“你们把我冻结的钱,是不是该还给我了?”警察详细询问才发现,眼前来报案的这位大妈,很可能遭遇通讯诈骗了,对方是冒充公检法人员“冻结”,实际上是转走了她的钱。
几番告知可能遭骗,王大丽仍不相信。当她意识到遭了的时候,她再次透露的情况,让警察几乎倒吸一口冷汗:王大丽说,她帐户上959万6000元都不见了,而且早在8月17到19日三天内,她按照一位“最高检”的“检察官”指令,分批次遭人转走了。
专案组侦查人员通过技术手段,通过大量排查工作。了解到:王大丽是被一个分工明确的跨国通讯诈骗窝点所骗。通过查询拨打到王大丽处的电话侦查,该窝点并不在国内。这个窝点怎样的架构,如何分工诈骗,暂时都不清楚。
专案组先找到一个突破点,通过个人帐户走帐异常和出入境记录比对,确定一个绵阳三台县籍男子应该是其中一个参与嫌疑人。通过这1个人再梳理社会关系,从1人再到3人,慢慢从外围摸清了这个窝点的架构。最终警方确定这是由台湾人组建和管理,设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个农民房里。
2017年1月,在公安部带领下,四川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公安局、中级法院、检察院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赶赴印度,这是四川公安部门第一次赴境外开展警务工作,在印度9天,通过大量的侦查工作和协调,为回国后更有针对性的侦控抓捕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经国外基础侦查工作,警方摸清了这个骗走成都王女士960万巨款的诈骗窝点特征:话务员人数30到50人左右,除几个“二线”“三线”话务员是台湾人外,“一线”全部来自中国大陆,其中四川籍居多。
窝点最上层是一名台湾“金主”,出钱设立这个窝点,这个金主不去印度,只出钱,是他的台湾同乡、绰号“猴哥”的人负责招募人员和印度窝点的全面管理。招募的话务员大多是“有从业经验人员”,后来通过审讯得知,其中相当多的话务员还曾在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国的跨国通讯诈骗窝点从事过。
台湾金主找来专门的人对话务员进行培训,主要模式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“台湾系”,一二三线话务员扮演什么角色,哪个过程该怎么说,他们有一个标准的“话术本”,所有诈骗都是严格按照这个“话术本”的套路来进行的。
通过大量的侦查工作,2017年过年期间的2月15日,获得一个突破性的线索:该窝点两个重要的台湾籍嫌疑人在三亚入境了。专案组在公安部、省公安厅的指挥下,赶赴三亚直接实施抓捕。
突审发现,正是因为骗得包括成都王大妈在内的众多受害者巨额资金,该团伙利用过年时间,一起赶到三亚度假并开一个庆贺年会,抓获的人中有3名台湾籍,其中包括窝点的二把手,也就是“猴哥”,以及长期实施管理,地位相当于总经理的“金瑞”,还有一名“二线”话务员。这是四川省首次在通信诈骗中抓获台湾籍人员。
通过头一晚的审讯,成都市公安局准备趁热打铁,对四川省内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。当时,恰逢过年期间,诈骗窝点都放假,几乎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回家过春节,成都市公安局一举抓获15人。据犯罪嫌疑人交代,在8·25通讯诈骗案中,光是负责三线工作——扮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嫌疑人,在这个单案中,就得到提成80多万元。另外两个“一线”和“二线”也分获几十万元不等。